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及其启示

延边是吉林省最早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地区，也是在党的领导下东北第一个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武装抗日的革命老区，同时又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诞生地。自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到延边，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这长达38年的烽火岁月里，尤其是中共延边区委成立以来，延边这片广袤的红色热土上，千千万万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血流到一处，心聚在一起，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延边各族人民抗日斗争史，缅怀英烈的丰功伟绩，对于以史鉴今，进一步深刻认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闯关越江 共建家园 守望相助

18世纪中叶开始，尽管清政府严密封禁长白山地区，关内山东、河北的贫苦农民为了生存，冒禁潜入延边。他们躲避官府、淘金捕蛙、采参猎兽、采伐森林、开荒种地，逐渐在延边地区安家落户。同时，穷苦的朝鲜农民也为了生存，来往于图们江两岸，烧荒垦地，采集狩猎。

19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逐渐松弛封禁监管，使闯关越江私垦者迅速增多。特别是1861年到1870年间，朝鲜北半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水灾、虫灾和旱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朝鲜饥民扶老携幼，纷纷迁入图们江北岸。1894年，定居在延边四县的朝鲜垦民人口已达3.4万多人，汉满人口达1.2万多人；敦化、南岗、珲春、五道沟、黑顶子等地开垦的土地达3万多垧。到20世纪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移民和开发，延边基本形成了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边疆聚居区。

1907年8月19日，日军中佐斋藤率领60多名警宪，悍然越过图们江，非法侵入龙井村（今龙井市），并在龙井村挂出“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牌子，妄图对延边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吉林边务公署帮办吴禄贞赴龙井村向斋藤提出强烈抗议，随后制定“治边之策”，设立派办处14所，组建巡警队，以维持治安。1908年，在吴禄贞的主持下出版的《延吉边务报告》，系统论证了延吉厅的疆域历史，用铁的证据严厉批驳了所谓“间岛归属未定”的谬论。1909年9月4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之后日本在延边地区设立领事馆及领事分馆，延边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延边各族人民的反日斗争，最早始于各学校的反日教育。自延边第一个新学堂——县立北山中学堂1904年建校以来，到1916年，延边四个县共设立上百所各类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广泛进行了各种反日反封建教育。延边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关俊彦，在任和龙县教育局局长期间，同日本设在所谓“间岛”的普通学校相对抗，组织编撰《垦民》课本，招收各民族贫苦子弟入学，开展反日启蒙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各族群众的反日爱国热情。这一时期，在反日教育的推波助澜下，延边出现大量反日团体，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日运动和斗争。

1919年3月13日，在各反日团体的联合主持下，在龙井村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反日民众大会。大会演讲结束后，从延边各地赶来的2万多名游行队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浩浩荡荡向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进发。游行队伍在沿途遭军警武力阻挡、镇压，致使1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90多人被捕。“三一三”反日群众运动后，到同年5月中旬，延边四个县先后举行了50多次反日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累计达10万多名。这次反日群众运动掀起了延边各族人民的反日爱国热潮，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20年6月7日，汪清凤梧洞反日武装战斗打响。凤梧洞战斗是在延边各族人民的支持下，第一次武装抗击日本正规军并取得胜利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收缴日军360余支步枪和30挺机关枪，获得大量战利品。1920年6月22日，《吉长日报》报道该战斗的消息，向吉林全省及东三省人民报道了日军的惨败。6月27日，上海《新闻报》报道了该战役的特大新闻，向全世界宣扬了战绩。同年10月下旬，为抗击日本“庚申年讨伐”，延边反日队伍又在和龙青山里组织了反日武装战斗，取得辉煌战绩。在青山里系列战斗中，反日队伍消灭日本官兵900多人。这是当时延边乃至全东北反日武装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果。在1992年出版的《近代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中，把青山里大捷称为“延边及全省人民的胜利”。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延边各族人民开发边疆、建设家园、守望相助，共同推进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社会格局的形成，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尤其是通过共同开展的反日斗争，延边各族人民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为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携手开展反日斗争打下了基石。

坚定信仰 奋起抗争 生死与共

1928年8月，在中共党员周东郊、刘建章等人的努力和组织下，中共延边区委在龙井村《民声报》社成立。中共延边区委的成立，是近代延边历史中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从此开辟了党领导延边各族人民开展反日反封建斗争的新纪元。中共延边区委成立后，领导延边各族人民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日反封建宣传和斗争。其中，《民声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延边区委的领导下，《民声报》刊载了大量进步和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唤醒和增强了延边各族民众革命觉悟，广泛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奉系军阀和日本签订修筑吉会（中国吉林至朝鲜会宁）铁路敦老延长线的消息传出后，在中共延边区委的策划组织下，延边各族各界民众迅速开展了反对修筑吉会铁路的集会游行活动。1928年10月17日，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农工商学各族各界组成了护路联合会，在各地举行联合罢工、罢课，并派代表赴省城吉林及奉天请愿，向吉林省当局递交呈文，申明延边人民的一致主张。延边人民的反日护路斗争迅速得到东北各地强有力的声援和支持。面对全东北护路运动的浪潮，迫于压力，奉天当局拒绝了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无理要求，反对修筑吉会铁路运动取得胜利。

1930年5月1日，在中共延边特支的领导下，延边“红五月斗争”启动。延边各地的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反日会、反日青年会、互济会等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开展反对地主、高利贷主、反动军阀的群众斗争。龙井、和龙、汪清、延吉等地农民、工人、学生高举反日旗帜，进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5月23日至25日，中共延边特支派出党员和斗争骨干组成特务队、宣传队深入各地农村，焚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契约、账据，没收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严惩亲日走狗和土豪劣绅。

在“红五月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5月26日，中共延边特支组织召开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大会当众烧毁地主的土地租赁契约和高利贷账据，惩处罪大恶极的四名日本走狗和恶霸地主，并组建了农民赤卫队。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下被迫解散。药水洞苏维埃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却是党领导下的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5月30日，中共延边特支发表了《五卅纪念宣言》，要求各地党组织发起武装暴动。当夜，以延吉县头道沟为中心，二道沟等多地群众先后举行暴动，数百名农民直接参加了暴动队，数万名农民奋起响应。延边多地暴动群众纷纷袭击日本侵略机构及亲日分子，切断电线，破坏交通，毁坏桥梁，焚烧高利贷契约，没收地主、富农粮食分发给农民。大砬子、平岗等地还组建了工农游击队、赤卫队等农民武装，开展反日游击斗争。

在党的组织领导下，8月1日凌晨，敦化、额穆两县600余名农民举行暴动，破坏铁路，炸毁桥梁，切断电线，袭击敌人。面对声势浩大的敦额农民“八一暴动”，日本帝国主义和吉林省反动当局惊恐万分，急调军队进行残酷镇压，敦化、额穆两县275名参加暴动的革命群众被逮捕，其中15人惨遭杀害。敦额农民“八一暴动”激发了延边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斗志。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到处镇压人民群众，但延边各族人民以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不断发动地方暴动。8月初至11月间，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县相继发生了地方暴动，直接参加暴动的队员达5000余人，参加各类农民革命团体的群众达5万余名。

自从延边有了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延边各族人民的主心骨、领路人，延边民族发展史从以往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各族人民的自觉奋斗史。自1928年8月中共延边区委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延边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反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同仇敌忾、共洒热血、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共赴国难 保家卫国 命运与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短短几天内，长春、吉林等吉林省广大地区沦陷。10月下旬，担任东北陆军第二十七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的吉兴投降。至此，日本侵略军没开一枪便占领了延边各地。

九一八事变当月，延边地区1.5万多名群众参加党领导的“秋收斗争”，持续两个多月。“秋收斗争”之后，党又领导开展“春荒斗争”，先后共有2万多名群众参加此次斗争。在“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中，革命群众袭击日伪警宪机关，夺取武器，建立反日武装团体和队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的基础上，按照东满特委瓮声砬子会议的部署，延边四县广大人民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先后成立了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支反日游击队和四个游击区，并相继建立了大小不同的10多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的人口总数达2万余人。

为了扼杀延边地区各族各阶层反日浪潮和抗日武装力量，1933年11月至12月，日伪军调集3000余名兵力，对东满各抗日游击队及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期讨伐”。1934年1月，不甘心失败的日伪军又集中了6000余兵力，发动了“第二期讨伐”。在两次“讨伐”期间，日伪“讨伐队”对延边四县海兰区、王隅沟、渔浪村、马村等地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和“扫荡”。尤其在海兰区，日伪军进行了大大小小94次“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江大血案”。在第二期反“讨伐”中，延吉县、汪清县游击队在三道湾游击根据地与敌人交战20余次，歼灭敌人150余人，取得反“讨伐”胜利。但在这次反“讨伐”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壮烈牺牲。

1934年3月底，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以延边四县反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5年5月底，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1936年3月，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军成立后，分兵远征，扩大游击活动范围，分别开辟了长白山抗日游击区、敦额抗日游击区及绥宁抗日游击区，击退了日伪军连续不断的“讨伐”和“追剿”，迅速发展为东满乃至东北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队伍。离开东满后，抗联二军各部战斗在东满、南满、北满和吉东等地，取得了大蒲柴河、大沙河、寒葱岭等一系列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为支援并配合全国抗战，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各部主动出击，在东南满、吉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讨伐”，有效牵制日军入关。在残酷的“大围剿”和“大讨伐”的极端艰苦环境里，抗联二军广大指战员视死如归、血战到底，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等先后壮烈牺牲。

到1939年，抗联第一路军兵力不足千人。1940年冬，抗联第一路军余部百余人撤到苏联境内，被编为抗联教导旅。此后，抗联教导队先后派10余支小部队到东满，开展各种抗日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延边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共同抗争，共同流血，共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延边各族人民更加深刻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和深化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我们重温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珍惜现在；我们缅怀先烈，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延边广大干部群众不仅要铭记这段历史，追思英雄先烈，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迪，还要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建设更加美好富裕的新延边新边疆汇聚强大精神力量，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勇毅前行。

一是增强对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延边广大干部群众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胸怀祖国，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二是增强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树牢正确民族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延边各族人民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三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坚守民族根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延边各族人民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以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为着力点，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四是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我们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夯实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

五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坚持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只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续写延边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朴龙云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金熙雄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